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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复议实施条例》的最初草案同时出现了上述两项原则，然因无法协调，最终删除了有错必纠的规定。

而家庭教育关系可以看做是准狭义教育关系。从社会法增进家庭教育各主体的参与权利而言，《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实施是改善家庭教育社会治理的一大契机。

且不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纲要2010-2020》第（六十二）条就是从完善教育法律法规的层面提出制定家庭教育法律的，单就《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名称包含教育二字，就会让人联系起教育世界由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构成的传统观点。如果家长的家庭教育治理动能不足，那么靠外力来推动家庭教育发展显然是不可行的。[8] 我国学术界过去在研究教育法时主要是从教育行政法的视野来研究的，现如今专门从事教育法学研究的学者对教育法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认为其越来越朝着独立部门法的方向发展。关键词:  庭教育促进法。虽然这两条的规定是倡导性的，但足以表达立法者的介入态度。

就《家庭教育促进法》而言，科学认识它的法律部门定位不单单只是为了将其划分到哪个法律部门，而是为了充分认识它的内容体系，提升学术界对家庭教育法律的科学性和规范性的认知，进而便利它的实施。（3）将学校、幼儿园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纳入教育督导范围，依法实施教育督导（参见《教育督导条例》）。下放到行政审批局的事项，需要进一步明确审批主体。

魏琼：《简政放权背景下的行政审批改革》，载《政治与法律》2013年第9期，第58—65页。此外，可以确定实施审批的为主监管部门、下放审批的为辅助监管部门，通过共同(协同)监管能够尽可能地减少监管漏洞，以管尽责。实践中，可以由评价主体通过调研、听证、论证、网络征询等公众易于参与的方式进行，提高评价的科学性、正当性以及易接受性，也形成一种外部监督。对于斜向下放的监管，由于不在一个系统内，市级部门对区级部门的监管约束力不强，共同监管的方式更为适宜。

二是在地方性事务方面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地方性事务立法)。⑩如果下放的主体仅限于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很明显也是背离制度实践的。

关 键 词：行政审批  授权  委托  地方治理Administrative Approval  Authorization and Delegation  Local Governance  Rule of Law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下放治理、委托治理成为国家治理模式的新浪潮。因此，将审批权集中在上级政府手里，容易造成信息的不对称，做出的审批决定，不一定能真正减少市场经济发展的束缚、贴近基层群众的需求。(74)关于行政审批下放后的监管，确定监管主体是首先要解决的难题。但对于监管的具体形态，实践中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原行政机关和现实施机关的监管事项不做区分，共同履行监管职责，以兰州为代表。

何谓行政审批的下放？对此，学术界也有不同的观点。(62)见前注(60)，潍坊市奎文区编办文，第26页。(37)由地方立法规定行政审批权是一项地方事权，并且允许因管理的需要，在地方政府的层级进行动态调整，如此便是发挥地方主动性、积极性的生动表现。地方完全可以立法，对行政审批权的下放做出明文规定。

程竹松：《论授益行政行为的内涵和外延》，载《行政论坛》2004年第2期，第57页。参见周旺生：《立法学》，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62页。

(31)在笔者看来，行政审批的下放，其背后的制度逻辑即是实现地方的有效治理。(56)孙彩红：《地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困境与推进路径》，载《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6期，第88页。

(58)赖先进：《论深化简政放权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动力机制》，载《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第42页。(75)笔者在深圳调研过程中发现，原本由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实施审批和监督的城市主干道(不含跨区、跨海〈湾〉的城市主干道)及城市次干道、支路建设工程招标备案、竣工备案、施工许可、质量安全监督被下放至区住建局，而区住建局对此无监督管理权限。(80)但发轫于《行政许可法》的谁许可、谁监督、谁负责的理念，显然已经不适应实践发展的需要，将审批权与监管权捆绑在一起并不能实现有效放权与监督。辅助性原则使得政府能实施更为灵活和更反映地方群众真正需求的行政审批制度，从而最终优化政府职责体系，提升国家之下各个层级地方的治理理念和水平。如果审批权在国家或是省级政府手中，相关申请人对不予审批的决定有异议，也缺乏及时有效的沟通渠道，而这往往会成为基层审批人员予以敷衍塞责的借口。属于市本级的行政审批事项，区、市相应实施机关为市本级实施机关分局或直属机构的，采取内部界定方式下放。

总而言之，通过授权形式的下放，权责关系即发生了转移，获得授权的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审批事项时，应当以自己的名义对外做出审批决定，并独自承担法律责任。(22)《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青岛市人民政府令第223号)。

(76)深圳要求下放审批权的行政机关密切跟踪下放事权实施情况，通过日常检查、随机抽查、跟踪评估等方式，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提出优化完善建议。三是除法律保留事项外，对于其他的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事项，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规(先行性立法)。

(70)完整的信息公开，应当是行政机关在审批事项下放过程中坚守的信条。在下放过程中，要确保下放符合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对于没有审批主体资格的承接单位，可以通过规章授权或修改法律、法规的方式赋予其审批主体资格。

(21)笔者通过在深圳调研发现，通过委托形式的下放，并不是行政机关进行行政审批事权下放的第一选择。(67)深圳要求，行政审批下放的实施部门应在有关依据公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将调整意见报市机构编制部门，同时说明调整的内容、依据和理由。另一种是授权指行政主体(授权人)在法律、法规许可条件下，通过合法的程序和形式，将自己行政职权的全部或部分转让给有关组织(被授权人)，后者据此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该职权，并承受该职权行为效果的法律制度。(27)毫无疑问，行政审批的下放，是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战略举措，上述观点都从不同方面揭示了行政审批下放的制度功效。

毫无疑问，行政机关内部没有经过法定、规范化的步骤和方式就做出的下放决定，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所产生的效果也是令人怀疑的。如果更低层级的政府在法治允许的范围内，具备条件能够实施行政审批，应当由低层级的政府实施。

(49)吴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多维度思考》，载《人民论坛》2014年第23期，第126页。(28)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 一个组织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19页。

下放过程中承接机关缺乏主体资格，需要通过规章授权和修改法律、法规进行合法性补强。(57)见前注③，艾琳、王刚书，第123页。

1.评价主体 评价主体包括下放审批的行政机关的法制机构和现实施审批的行政机关的法制机构，机构编制管理机构以及被委托的高校、社会团体等第三方专业机构。行政审批的改革同样是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特别是《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出台后，(47)法治作为最好的营商环境，也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内在要求。一方面，上级政府并不一定真正知道基层经济发展最需要在哪方面减负，与基层民众真正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究竟在哪方面。相比于由红头文件调整，由地方立法予以规定显然法律效力和权威性更强。

行政审批下放并非一个法律概念，其内在本质是授权与委托，背后运行的制度逻辑是实现地方的有效治理。需要交代的是，关于授权，学界一直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授权(行政授权)仅指法律、法规授权，而不包括行政主体的授权，行政机关只能进行委托而不能授权。

其次，对于下放事项的范围，凡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或由下级政府实施更方便更有效的事项，按照便民利民、就近服务的原则，将政府服务职能交由相应的下级政府承担。但如果带有审批性质的公共服务类事项，可以作为例外，一方面法律、法规、规章对此不会有过多限制，另一方面也是从高效便民的角度考虑。

⑩行政审批改革中的下放是国务院在一系列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的目录里最早使用的，之后省级行政机关也陆续沿用，并逐渐扩展到市区一级。(4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一条线索便是行政权力的下放。